林雪：“双枪老太婆”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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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
1935年，她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廖玉璧牺牲，她带着两个孩子孤儿寡母闹革命，直至解放。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她的家族中出了八位地下党员，死了四个亲人，其中有两位革命烈士，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地区和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们中间广为传扬。本文讲述了陈联诗在1949年后的经历。
【人物】
我的外婆“双枪老太婆”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作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对于陈联诗的工作安排，曾经有过很多传说，其中一说是让她回家乡岳池县去当副县长。解放初期，她在家乡是很有名气的，当时党中央曾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慰问团，前往慰问中央苏区的老革命老英雄，名单上就有岳池县的“陈玉屏”，就是赫赫有名的陈联诗。还有一个更加传奇的故事，说是原本要安排她到西南局军事委员会去当副主任，只是因为在解放重庆的战斗中，她带领攻城的游击队员负了重伤，不得不砸开药店逼着店主拿药，后被店主向军管会告发，她背了个处分，被“发配”到了市妇联，当了个小小的生产部副部长……
其实陈联诗去妇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的那个缝纫社。
陈联诗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期间办了一个缝纫社，为了解决烈属们的吃饭问题，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的原配妻子谭幺姐，带着江姐和她自己为老彭生的两个孩子。陈联诗知道，这些烈属和自己一样，就是没了丈夫的寡妇，对于她们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
她借了五部缝纫机，加上谭幺姐和另外一个烈属凑来的两部，就组成了一个缝纫社。重庆的冬天阴雨连绵，她们就生产简易雨衣到大街上去卖，赚来的钱用来维持大家的生活。恰好此时，妇联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大量的军用物资。于是这个缝纫社成了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
重庆是解放大军最后攻克的重要城市，进驻了二野的两个兵团，大批军队干部在此转业，几乎每个单位都同时配备了地下党和军队的干部。他们的行为处事有很大差别，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经历相对简单；而地下党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在这里加入了党组织，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重庆还因为当年反内战争民主的浪潮风起云涌，公众民主意识浓厚，不喜欢别人随便发号施令。
这种环境造成的差别原本很正常，问题在于处理这种差别的标准不平等。尽管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在进城后明确指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干部要团结一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可是比起雄赳赳的解放军，地下党的地位还是低了一等：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也无论什么资历和才能，地下党的干部只能够担任副职。
当时的妇联也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她们大多是省市各级干部们的家属，论年龄很多人只能做陈联诗的女儿，论党龄大多只有她的一半甚至更低，却都成了陈联诗的上司。
可是那些传奇的故事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这位机关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姐，她依然受到尊敬，也总有人追着问她那些传奇经历。她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在那个列宁服很时髦的时候，她却常穿一件裁剪得很合身的蓝色旗袍，天冷了就在外面套一件短呢大衣；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看起来像个女学者。
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作揖打拱和高声嘻闹的朋友，她就变得豪爽起来，陪着他们吃饭，抽烟，喝酒，划拳，谁都划不过她。她什么都会，会裁剪衣服，会用单方治病，会下厨房做菜，甚至会“算命”……
陈联诗没把这些惊奇当回事，解放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开始了，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游行，要为部队生产军用被服，要做鞋底，织毛袜，为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做大红花，为上北京开会的代表做绣品……这一切她做起来都游刃有余。陈联诗其实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尤其是做妇女工作的能手。现在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
她觉得解放区来的同志有些奇怪：那些一看就懂的文件，干吗老是没完没了地坐在那里读啊学啊讨论啊？难道志愿军需要的鞋底和毛线袜子不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而是坐在板凳上学出来的？
刚刚解放的重庆，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清匪、反霸、抓特务、取缔妓女、收容乞丐和游民、组织各种协会、改革币制、干部鉴定、减租退押、统征公粮、平抑物价、恢复生产、处理劳资关系……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一批“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三姐；她的堂兄陈人望，20年代也曾经是共产党，后来虽然当上了国民党的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临解放时却自己拿出三百两黄金，从大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解救出一位起义的同志，还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条件只有一个：要求陈联诗解放后要保证他的工作。
解放时这位堂兄被有关部门列为“统战对象”，可是当他急急地赶回岳池去侍侯夫人生产，却马上被抓起来，当胡耀邦同志派人来过问此案时，他已经在两个小时前被当作“反革命”枪杀。家族里的人们惊恐万分，不由分说将幼小的弟妹送到陈联诗这儿来，意思是那些共产党说话不算数，你这个共产党说话总得算数吧？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招安”，以“借路”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白白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银圆，也算是“间接支持”了你们的革命。
现在你成了共产党的干部，我好歹也成了个统战对象，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还有范绍增的姨太太。当年陈联诗来往重庆运送的枪支大都是从军阀刘湘和范绍增手里购买的，以义气著称的范绍增尊称她为“陈三姐”。现在范绍增成了起义将领，姨太太是不能再留了，把姨太太送到你陈三姐门下讨口饭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自己养活自己，也是一种改造嘛。
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渴望高高在上的滋味。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起于青萍之末，很快演变为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
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那时她还在和廖玉璧“自由恋爱”，对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抱着多么美丽的向往。现在，仰望半生的理想终于向自己走来，令人大喜过望。她把未来的农场命名为“建华”——建设新中华。她要把她的那些企业，还有烈属们都带到农场里去。
陈联诗的这个想法，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重庆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第二年1月下旬就提出恢复生产的口号。到4月13日，由重庆市工商局主持召开了个座谈会，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和重庆市主要的军政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从存留的会议记录来看，由于国民党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遗留因素、解放初期的治安混乱、城乡市场的流通不畅、以及私营业主们的诸多畏惧，全市两万六千家私营商店和少数工厂，开门开工的寥寥无几。整个工商业界十分萧条，与会代表叫苦连天，要求政府从税收等各个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领导们对于商人的“故意叫苦”十分反感，提倡大力组建国营企业，把私营企业都统领起来。陈联诗要把私营农场改建为国营农场的计划，显然是符合这个精神的。
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韩嫂在内的六个人，加上原先的旧股东，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旧币2000万元，相当于新币2000元。她还根据当时的政策，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保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己也能得到好处。事情在她的主持下积极地进行，期间经过了很多的周折，到1950年9月，具体计划已经引起了区政府和市建设局的积极回应，并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事情向妇联生产部提出，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现在坐镇重庆，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生产部长最初是劝说，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再说陈联诗计划中的那个“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原则，也使她心里很不舒服。虽然这个政策是上级提出来的，可那明显是为了发展生产向资产阶级做的暂时让步，你一个老共产党员怎么就当真了呢？以前总以为陈联诗交往的人员有些复杂，是长期从事地下斗争和统战工作的结果，怎么就没想到这是阶级敌人在拉拢她啊？看来地下党的同志们，政策水平确实很成问题。
如果仅仅是影响到自己，陈联诗肯定是无所谓的，可是如果影响到妇联，甚至涉及到党的威信，这事当然是做不得了。陈联诗什么都没说，以后也再没有提起，那一整套痴心幻想，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如果说城市碍于发展生产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还有“劳资两利”的政策作为缓冲的话，那么农村就明确提出了“防止和平土改”的口号，斗争大会和游街枪毙到处都是，一片暴风骤雨。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
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否认了这件事情，然后层层向上作了汇报。
事情显然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市委组织部那个从苏联回来的一把手说：“一个老同志，政策水平这么低，要处分。”
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其中最为严重的，最能够从思想根源上和“接受捐地”事件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和过去的“关系”划不清界线。重庆一解放，各个基层党组织就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必须和一切过去的“社会关系”割断联系，一切个人的活动必须在组织范围之内。
紧接着又要求干部“交代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可是作为一个老党员，她却一直和那些身份复杂的“朋友和熟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积极为他们安排工作！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上级要求组织庆祝游行，六百人的妇女队伍里，居然混进了些伪政府也曾经表彰过的“抗战家属”，你到底和谁穿一条裤子……
陈联诗用她对于生活当然也是对于革命的理解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样的“检查”肯定过不了关，于是“批评帮助”的调子在她的“顽抗”中飞快升级，在极力将之纳入党内斗争轨道的同时，也庸俗地带上了个人恩怨的色彩。所有的人都在慷慨激昂，他们在这个平时受人敬重的老大姐身上，找到了争当斗争先锋和英雄的新战场。他们把“政策水平”问题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矛头直指陈联诗身世中最薄弱的环节：本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
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处分，应该劝退出党！
在整个“帮助”的过程中，妇联主任最为坚决，生产部长则最为积极。她组织了一个小班子，专门整理搜集陈联诗的材料，她一直在主持着各种会议，引导着这种“帮助”从深入走向更加深入。并且由她出面，就“劝退”问题去找陈联诗谈话。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陈联诗坚决拒绝。
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蔑视，大发雷霆：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于是派了一名组织科长来到妇联，一定要把这事情办到底！
在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所有的人对于这个大会至今印象仍很深刻。因为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党内处分，而且是处分陈联诗这样的老革命老党员。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显然有不容质疑之势。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她不能同意“阶级觉悟不高”“阶级立场不稳”等原则性的提法。她说当年我在敌人的刑场上说过：我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任你们横切竖切，我都绝不会投降。我哪一点不像共产党员？再说你们一直不让我作解释，材料中的好多问题都是道听途说……
人们打断了她的话，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义愤填膺。
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也是一个地下党员，解放前夕重庆地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历来以见解独立而著称。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
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你是代表组织，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我是支部书记，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
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也没有通过党组，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市委书记手里。这份材料还递到了西南局组织部长的手里，部长生气地对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说：“看看你们的干部，分明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
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否则就会在当时“地上党”和“地下党”矛盾的大背景中，背上嫌疑。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毕竟比“开除”要强。
陈联诗被停职反省，组织上动员她身边所有的人去做工作。陈联诗拒绝所有的“工作”，还对前来“说服”自己的儿女大为光火。可是最后，她不得不屈服在“党组织的决定”之下。在陈联诗遗存的那些底稿中，有一份三百来字的“退党申请书”。在这份底稿和以后写的许多“入党申请书”中，陈联诗很明确的表明她对于要自己退党的问题一直想不通。她认为自己为了党，一生倾家荡产，出生入死，不但献出了亲人的生命，连亲戚朋友都受到牵连。现在革命胜利了，自己又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党却把我一脚踢开，对于那些不实之辞，不听我的任何辩解……她很明确的认为这是妇联主任和生产部长在有计划的“整人”。现在，只是因为上面派来的某某某和某某同志解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为了维持党的尊严和纯洁”，所以自己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
后来知道：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这样的后果远比那些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们得到的更严重——即使是对那些人，也得给一碗饭吃。
于是，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她被“自己人”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这个战果很快推而广之，一大批老党员因为“跟不上形势”被劝退出去，其中很多都是陈联诗的老战友，包括在迎接解放的起义中担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的刘孟伉。
事后有人感叹地说：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1953年春天，陈联诗到了重庆市民政局位于郊区小南海的一个妇女教养院。她踩着雾气浸湿的千级石阶，慢慢走向山顶的一座破庙，那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发牢骚，闹事，不听调配，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47名当地农民到教养院“求婚”……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斗争生活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已经50多岁的陈联诗身心交瘁，她很瘦，经常生病。但她带着这些把自己和男人都不当回事的女人学习《婚姻法》，带着习惯了游手好闲的她们去植树，锤碎石子修公路，还去为她们解决扯筋打架和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区人民代表。教养院给她写了一份很详细的鉴定，盖上了公章，后面还很慎重地署上了每个领导的名字，又盖上了他们自己的私章。在陈联诗一再要求下，每个人都给她提了意见，意见中的优点是“党性和组织性极强，阶级立场鲜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深入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吃苦耐劳热情积极……”缺点是“常常陷入事务主义，凡事都要亲自过问，批评时应该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没有很好的坚持生活制度，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况和年龄……”这份鉴定中反复用了“党性和组织性”这样的词汇，显然所有的人都把她当党内的同志一样看待，表明了他们对于陈联诗被“劝退”的不理解。她刚来不久，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她已经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她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教养院的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以后漫长的申请之路就这样开了头。从那时起，她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有的平静，有的委婉，有的激愤，有的悲凉。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也就在这个时期，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妇联生产部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遭受的斗争场面更加残酷——她被关进了黑屋，没有任何人听她的辩解，不久也被逐出妇联，下到了基层工会。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党籍，被送到民政局“改造”。她也爬上了千级石阶，在破庙里住了三天哭了三天，她说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她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陈联诗也哭，却沉默，最后长叹一声说：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其时她早已经不在人世。
有的人的魅力，会超越他们的政治处境。被妇联“扫地出门”的陈联诗，依然受到很多人的关心。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为她的那些故事着了迷，将她调到重庆市文联的美术家协会，陈联诗终于重新拿起了她热爱的画笔，成了一个专业画家。她的画参加过市、省、西南地区和全国的美术展览，还远渡重洋到了国外；她还是市里的政协委员，其间好像文联的党组织也曾经打算过为她解决”组织问题”。可是经历过一次次运动之后，人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在不断被提高，以至每次重新审查她的档案时，都会发现新的问题。人们发现不但是陈联诗自己的经历很“复杂”，连华蓥山这支队伍也“说不清楚”：游击队为什么偏偏要去和那些地主“土匪”的队伍联合起来打军阀？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于是不但游击队的性质无法确定，就连廖玉璧的“烈士”身份也无法确定，陈联诗的党籍问题也就一直被搁了下来。
可是人们对于她的尊重却有增无减：少先队和青年团来请她去做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重庆的《红岩》杂志争相发表她的回忆录片断；当年对外宣传重庆的画报，上了她画竹帘的彩色照片；文联还组织人力，记录她的口述回忆录……对她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文人，包括大作家沙汀、艾芜、邵子南，直至后来文化部的两个副部长——茅盾和夏衍。不过最先将她“抢”到自己的小说中的，是地下党中的三个年轻人，其中领头的叫罗广斌。他们多次采访了陈联诗和她周围的人们，先写了一本反映地下斗争纪实性的作品《烈火中永生》，后来又修改成小说《禁锢的世界》，再后来就成了那本在中国掀起了革命英雄主义狂潮的《红岩》。陈联诗在这本书里，变成了一个手持双枪、百发百中的传奇的“双枪老太婆”。
1960年初夏，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文联组织班子对她的革命回忆录进行了最后的抢救。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这在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困难的1960年，对于一个受过“处分”又“经历复杂”的老人，算得上特殊中的特殊。那时还没有空调，在盛夏气温可达40度上下的重庆，只有陈联诗的病房里放着降温的大型冰块。她想吃什么就会有什么，有一次她突然想吃葡萄，可一时买不到，一位领导人就命令警卫员到市委小花园的葡萄架上，给她摘下了最好的几串葡萄。
这种声誉在令人们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令有些人内心受到煎熬。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党政要人，他们安慰她，赞美她，鼓励她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只有当陈联诗拉着他们的手，要求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时，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革命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其中包括面子问题。
后来，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此时的陈联诗，癌细胞在全身到处扩散，喉管也因为一次抢救被切开，几乎说不出话来。
生产部长轻轻的走到陈大姐的床前，拉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瘦骨嶙峋，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
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来。那场斗争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经历了许多的运动，她终于看清了运动的真相，尝到了被伤害的痛苦，早就开始后悔了。这些年来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她却从来没有去见过陈联诗。她见到许多人都要解释，希望这些人能够代她去向陈联诗解释：自己在表决开除陈联诗党籍的时候没有举手，真的没有举手，绝对没有举手！“我知道陈大姐恨我，因为是我去找她谈话，要她‘退党’，我那时候太年轻，很多事情都不懂……”
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此时的她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在那些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里表现出来的痛苦、激愤和悲凉全部平息下来，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个和自己的女儿年龄差不多的“领导”，一生的苦难都流在了这些泪水里——从参加革命到迎接解放的25年里，陈联诗花了11年的时间在找党，没想到找回来的党籍，最后却丢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她，也许自己的后半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她完全可能这样想过，不过这显然很天真。在以后的岁月里，所有当初斗争过她的人，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别人斗争，这种斗争甚至延续到了她身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闹到几乎亡党亡国的地步——那位组织部的小干事，文革时已经官至西南局的部长，被斗得死去活来，最后患癌症死在了医院里。临死前他拉着陈联诗女婿的手泪流满面：“我对不起陈大姐，也对不起你们一家人……”而那位生性强悍的妇联主任，终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斗死的正部级干部。她陈联诗，不过是比别人早走了一步而已。
陈联诗是一个爱憎都很强烈的人，她知道对于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他的心灵得不到宽恕，永远在痛苦中煎熬。眼前的这个女人，让陈联诗活生生地撞死在自己的理想之墙面前，只要给她一个怨恨的眼色，就会让她的灵魂永世不得安宁。
可是陈联诗却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
生产部长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大姐会这样。我知道她虽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却一直保留着书香世家的修养和鉴赏水平，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我吓坏了，连忙拦住她，说陈大姐我不能要，你留给你的宁君吧。陈大姐着急了，她说不出话来，只是给我比划，意思是宁君她有一只，这只一定要给我。她拉住我的手，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我戴上了，我……”她已经泣不成声。
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后来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这只玉镯是一个吉祥物，它带走了所有的仇恨，最后归于虚渺；它让这两个被党内斗争所伤害和利用的女人，灵魂在忏悔和宽恕中得到了升华。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即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她在蝉鸣声中，安静地乘鹤远去。
1982年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她“退党”的时间，整整30年零两个月。
（责编：皇尝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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